在广慈的工作中，与“放置”并行的策略，是复制。吴山专说“复制就是力量”，广慈对此有会于心。他的众多作品构成了一个可复制的群落，一个商业社会的“物阵”。对他来说，“复制”揭示了现代主义“个体”在中国历史中的不可能性。在集权主义时代，重复可以成为一种被不断加持的权威力量，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却成为一种消费主义的策略，这种消费主义，是一种粉碎崇高和绝对之物的策略，是乌托邦与拜物教的完美结合。
她们
对向京来说，“我们”只是一群不确切个体的模糊存在。作为女性，向京从未把自己刻意打造为女性主义者。她并不隶属于性别政治的充满斗争性的“我们”，对她来说，那些不断说出“我们”的人们，恰恰是由无数个体的“她”所组成的“她们”。这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意识形态的不怀好意的抵抗。“我们”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为了制造出相应的“我们”。而艺术家向京就如同一位对意识形态心怀叵测的个体主义民兵。在她那里，“我们”是不存在的，她的作品所呈现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而每一个体的存在都是一个绝对的奇迹。奇迹在其本质上是一次性发生的，而所谓“我们”，只是一个有待拆解的魔方，一张过期的支票，一个意识形态梦境中的崇高的幽灵。
标示出“她们”，是对认同的拒绝。认同（identity）和差异（difference）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语词的意义建构是来自它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词语的区分，正如数字序列中存在着一个纯粹外在的意义结构。1之所以是1，只是因为它不是2或3，1的意义就是在这样的差异化系统之中被建构起来。当我们去看硬币的另一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把经由外在关系建立起来的差异性意义（difference）内在化的过程，这就是我们说的“identity”。身份认同包含着差异（与众不同）和同一（集体性）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它其实是针对个体面临的不确定性的集体性保障，并且，表面上共同的、集体的身份认同，是永远完成不了的边界划定所产生的后果与影响。在我们这个迅速被私人化、个体化、媒介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上，正如Jock Young所说的：“正是因为共同体瓦解了，身份认同才被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