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给自己找很多理由辩解年轻时读书的有限，但确实在那个时候我读书的随意性太强了，而且大都是赶时髦之选，偏好创作性的而不是知识性的读物，虽然对风起云涌的人文主义讨论、西方哲学在文革后大量的译本都非常感兴趣，但也就拣了些最时髦的读了，能真正理解尤其进入自我系统的也极少，所以大多可以叫白读。因为母亲工作的缘故，我接触了大量当时国内涌现出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从汪曾祺、王蒙到王朔、韩少功、残雪、林白、蒋子丹、徐星、刘索拉、苏童、方方……读了个遍，家里各种文学刊物堆积如山，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读这些东西上了。就像对翻译作品的本能喜欢，我对当代文学也是本能喜欢，家里条件相当，但弟弟更迷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我们俩很明显地表现出选择上的差别。以至于后来写东西我都几乎痛恨自己不知觉的翻译体文法、长句、啰嗦的表达和对复杂结构的爱好。
父亲做很长时间电影理论，有个很固执的看法，认为创作者不应该过于理性，要保护自己的直觉和冲动。其实以我看来年轻时的激荡是天然的，对于智力本身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理性并不可怕，建构自己的阅读框架是推动创作思考的有效基础，我常常想，如果我年轻时候有系统读一点哲学类的书也许会对心智的发展有更大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国外艺术大学里都有专门的理论老师专门推荐每周的读书单，并且伴有大量的讨论课程。
大学时代因为自己困扰太多，重新开始读起少量的哲学书，感觉只是更添困扰。因为同学的影响，一段时间对新中国前的文人的作品开始有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的阅读已经完全不受家庭影响，非常庞杂，而且喜欢读全集，喜欢一个人，会把他几乎能找到的作品都拿来读，连莎士比亚全集都在那时读过，鲁迅、周作人、胡适都是爱不释手，对那个时代中西文化通融的作家学者爱戴备至，包含了对时代本身的神往。
总结起来，我的阅读真是肤浅杂乱随性，这也成为塑造我的一部分很重要的外因。因为工作的性质，我只有很少的时间读书，我常计算以后老了没事做可以安心阅读，把这当成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去做，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真的老了，眼睛不行了，其实不能再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