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之內，歷史之外

“镜像”，她也确乎在展览现场使用过镜子。即使搁置玻璃钢着色雕塑与镜墙之间的材质呼应与参差，搁置镜像在二十世纪的艺术与理论中的象征位置，当玻璃幕墙成为布展的基本元素之一，便必然在展厅间形成自我凝视、“真身”与“幻影”间面面相觑且形影相吊的直观表述，然而，奇特的是，在这深深的内视或曰自我凝视与几无外部经验可借重的身体与生命体验中，向京在作品的创作或自我领地的困顿也是固守间，没有流露任何自恋或自恋的痕迹。镜与镜像，作为一种语素，显影了向京对自己的创作及其特质的自觉。或许，向京强大而近乎诗意洁癖的内心与个性不屑于自恋的矫情；或许，自恋的体认与表达亦需要他者与社会的参照；而向京的世界，一度如同隔绝了喧嚣拥挤的外部世界的社会性真空；或者，是为了隔绝那无处不在的喧嚣、拥挤，那贪婪而愚蠢的索取所划定的自我、唯有自我的围墙与疆界。在起始处，向京的世界寂静而空荡，在深刻而抽离的内视间，她似乎只在自己的身体中倾听着生命急促而无名的足音。

如果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曾经陡临的社会有机体的碎裂，如原子般纷扬离散的个体，曾集体性地经历了震惊、无助与失语，直到消费主义文化与事实及独生子女政策最终催生并助长了中国版的个人与个人主义，那么或许可以说，正是这一社会结构性的事实极为奇特地成就了向京的艺术。依旧在某种自我划定的隔绝与孤独中，她将专注而疏离的内视目光下的自我/一位女性的身体与生命的体验直接转换为雕塑形象；几乎未经艺术史叙述的中介，未接种互文性的支撑，未受时尚与时代的暗示与规约。当然，向京的世界里的众多形象千人千面，尽管并不贴切，却仍可将其称为“凡（/女）人谱”或“众生（/女）相”；但她的每一个独特的作品/形象都是指称着一个“我”——不是向京之“我”或“自我”的假面或化妆，而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一位漂移或离散间的个人，某种因无从相互连接而丧失了社会连接的自我。放逐或自我放逐？类似追问似乎毫无意义。而当向京以一个又一个渐次恢宏的作品系列，在空间与艺术场域中连缀出时间的轨迹，她的序列已并非刻意却逻辑地降落在女性生命经验与连贯而有机的女性的生命叙事之上，那里曾经是一处巨大、被各种划痕充满的空白。或许同样由于这份孤绝与内视，作为向京创作之直接驱力的问题或曰困扰或追问冲动，始终是哲学的，而非社会学的；由近乎直觉的、自我的身体与生命体验到关于存在、意义、生与死、人与人类的追问之间，同样未经或拒绝了当代艺术、当代美学或美学破产的中介，迸发和展露的，只有某种向京式的执着与倔强，某种喷发般的才情激涌。向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