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变化体现为都市化进程的加剧。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自我调节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最实际的直接影响之一。显而易见，商业化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导致旧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动摇。但是，动摇不仅没有导致一个多元局面的出现，反而使商业文化与流行文化以多元文化的伪装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与主流话语。新的意识形态与主流话语的出现导致了市民生活和文化生产在内容、结构和方式上的变化。具体来说，在日常生活中，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方式出现多层次、全方位相互交汇的趋势，商业化进程对于效率的要求，都市化进程对于丰富性的要求，所有的这些使得只是与信息以短时间、大容量、视觉化、多样化和重复性的方式出现，市民生活的变化也导致了艺术创造模式的变化。
进入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或者说消费文化已经不可挽回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主宰力量，它体现为一种特殊的市民文化和图像。以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为内核的市民文化实际上是一柄双刃的剑，它一方面可以消解某种意识形态，一方面对人类本身的某些信条也构成消解。如果说政治波普因为尚能预见市民文化前一方面的消解作用并因而具备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同样思路指导下的艳俗艺术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满足海外“艺术观光客”观光心理的工艺品。因为艳俗艺术一没有对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敏感，二没有比政治波普更深入的思考市民文化的“中国特色”，只落下一个市民图像的噱头。但是无论如何，除了图式的并列和对低俗的模仿以外，90年代以来我们的艺术从来就没有对市民文化有过应有的深入的思考。
以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为内核的市民文化，在都市化过程中，不断对艺术形成挤压。一方面是在“意义”层面上挤压，另一方面是在图像的创造性上进行挤压。前者的挤压体现为当代艺术中的弱智化倾向，就像艳俗艺术那样，放弃艺术对社会和生活的思考，打着“反讽”的旗号装疯卖傻，让渡出所有艺术的权力。而后者的挤压体现为，传统的手工性艺术创造很难和巨大文化工业相抗衡。尽管有很多艺术家将目光对准了这些背景下的市民生活，文化创造由一种个性化的个体行为逐渐转变成为很多人参与的多方位的分工协作；它针对一定受众而设定，是基于大量采样调查和分析进行的“生产”，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工业”，相比之下，我们的艺术很难找到一种和都市的丰富性相匹配的高效、丰富的视觉图像样式。对这种图像挤压的反抗体现为当代艺术中波普艺术。都市化过程中激发了市民文化的发展但是市民文化却导致了对艺术的挤压，艺术创造和市民文化从表象上看沿着各自的轨迹，按照商业化的轴心运转和变化但